有“当代红学第一家” “'五四'红学第一人”各是哪位红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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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红学第一家：周汝昌 五四红学第一人：胡适 周汝昌是中国新红学的代表人物，属于考证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有极其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史料价值，是所有涉及明清小说研究的学者的案头必备书。此一部书足以将周汝昌纳入一流学者之列。周汝昌双目近乎失明，但仍坚持治学，可谓一代红痴。近年来每一年出版了多部红楼的书籍，其中，《红楼十二层》是影响较大的一部。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火爆，周汝昌作为刘心武的老师再次引起关注。此外，周汝昌关心民间红学爱好者，多次致信作序鼓励。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周汝昌在进入晚年之后，把自己年轻时坚持的自传说再度发扬，继续坚持贾宝玉就是曹雪芹本人等观点，走向了偏执的一面。这也是他被主流红学家排斥的一个原因。红学会在安排周汝昌时一直安排以顾问职务。但是不管怎么说，周汝昌作为当代红学第一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红学”这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以“五四”为界限而有了新旧之分。“五四”以后的称之为“新红学”，“五四”以前的则相对地称之为“旧红学”。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一九二一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俞平伯先生随后写了一本《〈红楼梦〉辨》，最先提出“新红学”这一名目的正是在顾颉刚先生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他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

谁熟悉“周汝昌”？

在海外，有人将《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胡适认为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1947年的秋天，周汝昌的命运被一只装着书的篮子所改变。他的名字从此与《红楼梦》相关联，直到他于2012年5月31日去世，几十年中，人们想到他时，头脑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红学家。尽管他并不愿意如此被人称呼。

作为在校大学生的周汝昌，那年秋天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他想借阅的是敦敏所著《懋斋诗钞》。查找了书柜里的卡片，显示馆中藏有此书。馆员把他填好的书单放到篮子里，传至楼上书库。当篮子传下来时，《懋斋诗钞》已躺在其中。周汝昌大喜。书上附着的借书卡一片空白——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借过。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

平生一面旧城东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他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家中有草火园子。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批语混入正文，语次混乱，“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解散，周汝昌失学回家。1947年，已经是3个孩子父亲的他再返燕园，进入西语系学习。“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他的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阅读《红楼梦》打发时光。他所读版本有胡适所写之序言。胡适在序言里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这两本书对于研究曹雪芹生平有重要价值。

周祜昌看到胡适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不可思议的是，胡适寻遍中国都未发现的书籍，就这么被周汝昌不费功夫地找到了。

周汝昌细读了《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此文于1947年12月5日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而周汝昌只是一位在校学生，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所言皆是《红楼梦》。胡适还邀周汝昌至东厂胡同一号家中当面晤谈。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中。

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惟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一卷红楼触百思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他喜欢读书，《红楼梦》已经读过。这天，他从书店的一本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人物有很大不同。他将书买回家，读得似懂非懂，却“有读侦探小说的快感”。这本书是周汝昌于当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周汝昌此时已经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在川大，一位平日交往不多的教师忽然跟周汝昌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我日来患了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

在海外，有人将《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胡适认为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里回顾了对《红楼梦》的种种贬低言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大著作，曹雪芹是旷世天才。这是周汝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最核心的部分。

第五章——周汝昌

作者：张者转贴自：自白书点击数：238

周汝昌

?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作家协会会员等。工书，其书法为世所重。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200余万言著述，影响巨大，深受赞许。另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岁华晴影》、《脂雪轩笔语》、《北斗京华》、《天地人我》、《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周汝昌的红与黑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

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82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曾经给他带来过荣誉，因《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人”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五十年心血，半只眼睛苦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所以，他说：“要说我毕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红学’研究上不完全对，当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红学上，另一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对诗词的创作、注释、鉴赏、理论以及书法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研究上。”

半只眼睛苦作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写。瘦小的身躯趴在书桌上缩成一团，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却不解地道：“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她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0．01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一个也认不出，每一个字都是身首异处的。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受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子，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了间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却见她笑而不答。

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保住了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医生连续给我开了三次证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都把证明压下来了，我离不开那编辑工作。后来实在坚持不下来了，我只好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工作，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您从1974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1974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出了十几本书。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不由得让人心动。82岁了，耳已聋，眼也瞎，心却充满了激情，思维依然活跃，声若铜钟。

一次机缘 五十年心血

“虽然您不认为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红楼梦》了，但五十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肯定用去了您很多心血，这一点我想您没有异议吧？”

“是的，我的确用了很多心血去研究《红楼梦》！”

“那么，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呢？”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哦！请谈谈。”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本来是1939年考上燕京大学西语系的，理想是翻译中华文化名品向世界传播。抗战时燕京大学被日本鬼子关闭，教授关进集中营，学生被遣散。抗战胜利后，我又重新投考再进燕园，可对西文已不感兴趣，兴趣都集中在诗词文学理论上。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先生的一段佳话。胡适先生看到周汝昌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的，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先生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先生也许没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的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先生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我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不知何许人。胡适先生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当时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这个藏本大为震惊，曹雪芹的原本和当时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带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被（指“程乙本”）高（鹗）歪曲篡改得如此厉害。可惜原本纸张已经黄脆，让人不忍翻阅。

“这怎么办呢！没法研究。我的哥哥说，好！我下决心现在就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当时没有影印本。可惜这个本子现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势紧张，我想到“甲戌本”还在我手中，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将书归还原主，于是我专程赶到胡府——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当时未见胡适本人，有一中年男子开的门，称其为胡适公子。我便把书交给了胡公子，匆匆告辞。”

据史料记载，胡适离开北平南下时，他抛下了家中的万卷藏书，只带走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还给他的《甲戌本?红楼梦》，可见此书之宝贵。通过几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此书由家兄周祜昌用蝇头小楷清缮出来，交付出版社。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学界。当时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学任教。书出来后，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书脱销了，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在北京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部。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新证》出来后，毛泽东也看了，在《毛泽东读评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到《新证》。

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三次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逐步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红”变“黑”，时年34岁，有趣的是当时美国一个学家叫米乐山的，还在著作中称周汝昌为“红色红学家”。

不谈红学 却说红楼

“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的，后40回是高鹗补的。您一直认为后40回是伪续，您能大概地谈谈您的观点吗？”

“这是红学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曹雪芹费了十年辛苦，为什么写这么一部大书。这在原著中说得很清楚了。在老残给自己的小说写的序中也谈得很清楚。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是对旧中国那个时代天下女性（女儿家）的命运、处境、不幸、悲惨结局最深刻、最博大的悲叹，写了一个巨大的悲剧。而高鹗偷梁换柱、移形变质，引向了一个哥哥妹妹式的小悲剧。今天一般读《红楼梦》者，脑海里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印象——婚姻不幸、爱情悲剧、贾宝玉是一个叛逆者。这是对《红楼梦》最一般的理解，这种功劳确确实实是高鹗的。我说，那样伟大崇高的悲剧，不允许你变质、变性、缩小、庸俗化。”

“那么以您的观点，后40回应该是一个什么发展脉络呢？”

“对你这个问题我首先纠正一点，原著不是80回之后40回。80回加40回是120回，这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根据我的研究，曹雪芹要写108个女儿的角色，全书准备写108回。108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数字，9是阳数，就是奇数，单数的最高代表；12是阴数，就是偶数，双数的最高代表。9乘12得出108来代表最多，是一种象征，不是实数。原著至78回止，78回往后笔墨骤变。”

“谈到108，让人不由想起了《水浒》。《水浒》中有108将，曹雪芹是不是模仿？”

“是的！《水浒》写了108个绿林好汉，写得好，曹雪芹非常佩服。强盗原先没人敢写，你居然敢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曹雪芹深受其影响和启发。曹雪芹大才，不能重复你，你的绿林好汉都写绝了，我写什么呢？写红粉英雄，写脂粉英雄。这是秦可聊的话。《红楼梦》伟大的‘大’就‘大’在这里。我这样一说，也许你慢慢会明白了，我研究红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红迷，认为这小说了不起，就是爱《红楼梦》等等……当然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著名的小说而重视之，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书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我想通过红学研究，看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大精神就包含在《红楼梦》中。”

这时他女儿在一边笑了，说我父亲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比对我们了解，他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他却不知道我和母亲的生日。

我笑了，问：“您说起《红楼梦》简直如数家珍，不愧是一个红学家，可是为什么您却不愿让人称你为红学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1987年回来之后，我就向当时的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同志谈了我的愿望，我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种种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我从1978年就脱离了红楼梦研究所，这就等于脱离了红学界。红学界尽管包了全国高校、社科研究者，但实际上掌握我们红学界的就是红楼梦研究所。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

“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您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您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算是组织上对您的重视吧！红学界的一些事是应该和您分不开的。”

“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10月就是批俞批胡运动的开始，我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力都没有，我是靠边站的。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为此对我有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事认为是我干的，让我有嘴说不清。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所谓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

“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抛开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影响就够让人深思的。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红学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这事人人皆知。没有毛主席，这部所谓的爱情小说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解放以后红学的发展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没有毛主席那是不可想像的。当时批俞批胡也是毛主席倡导的，但是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

“《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

“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生命靠生命维持

“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您个人的问题。您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您能否谈一下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惟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当时我欲哭无泪，欲喊不能，一种绝望、一种痛让我无法言表。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们民族的痛，他的伤也是我们民族的旧伤，民族的大悲痛绝不能、也不会再重演。我触动了我们心中共同的伤疤。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攫住了，为了改变一下他的情绪，我连忙又问：“一生中让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我1968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去了11个月。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菜园子。夜里4点起，满天星斗，柱着一个竹竿，趟着过膝的水，到一个大湖堤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菜地的情况，当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站在堤上仰望东方，见启明星亮了，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太阳一点一点出来，充满了一种希望。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十分特别，我突然对自己有了一种信心，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会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了希望。天亮后我被换回去，走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同志对我说，队部让你去一趟。当时我心中咯噔一下，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害怕。去了队部，头头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当时一点都不敢相信。接着头头又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可以不劳动了，你收拾东西吧！愿意哪天走和我们联系。我一听这不是一步登天嘛！到总部去拿公函，走在路上晃晃悠悠地像在梦里，连人家给我打招呼也听不到了。公函拿到一看，天哪！是周总理办公厅给湖北军区司令的专电，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专电的复制件。由此我一下又从‘黑人’变成了‘红人’。在回北京的路上，连服务员都给我配好了。那是1970年9月5日，这是我的纪念日，是周总理调我回来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知怎么回事，外面风传我和周总理有联系，这不是胡说吗！我一个小民，当时哪能和周总理联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经历弄得目瞪口呆，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一个又聋又瞎的人积累一些学识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认为人应多活几年，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多做一些贡献。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其实延长一个纯生理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生命都是靠生命来维持的。动物的弱肉强食是靠弱小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人类也一样，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生命。米、麦、豆、蔬菜以及一切植物的根、茎、花朵都包含了生命力。肉食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动物的生命，这是很残酷的。你的生命是靠无数的生命来延续的，认为自己的生命宝贵，其他生命就该结束，这是最自私的认识。所以说活着就要做贡献，否则你是在浪费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特别是我现在耳聋眼瞎的，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做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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