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娱乐圈艺人骑虎难下的《小崔说事》是如何能够在电视台长久播出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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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崔说事》是崔永元主持的一档访谈类节目，在早几年之前非常受欢迎，是一档难得的接地气访谈节目，节目中采访人员不限身份地位，这里有各个职场精英，有高官代表，更有土生土长的农村面孔，这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真正意义的为全民说事。

《小崔说事》早年之前可谓是风风火火，是央视的重量级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作为台柱，他的主持功底深厚，对于节目的节奏感把握恰到好处，最重要的是他的主持风格是大众所能接受的，并且引用的一些话题度也足以引起观众共鸣。使得《小崔说事》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也奠定了崔永元在央视主持的地位。

《小崔说事》延续了先前《实话实说》中的平民化和朴实化风格，主要以“忆往昔，看今朝”为特色而展开，主要引用一些老照片、旧事迹等为主题而展开话题，利用丰富多彩的表演和视频展示来进行填充，整个现场呈现一种轻松自然氛围。记得赵本山与宋丹丹的白云黑土系列，便出自于《小崔说事》，逗趣十足，让人印象深刻，来访嘉宾不仅接受采访，表演节目也成为一大看点。

《小崔说事》与现如今的许多访谈节目截然不同，比起现在访谈节目中主持人的八卦行为，显然《小崔说事》更加专业性，节目采访人群涉及范围广，上到高官名人，下到平民百姓，话题渗透入每个行业领域，这样多元化的访谈节目更受到长辈们的青睐。崔永元的意愿也是希望从节目中展现出不同领域出现的矛盾问题，可以得到群众 和管理层的重视，从而起到相互促进发展的目标，这样良心的节目如今几乎是没有了，而《小崔说事》也渐渐在大时代的洗刷中退去，实则是很大的遗憾。

崔永元集幽默与犀利于一身，被誉为央视名嘴，他很谦逊有礼貌，整个采访现场也并不尴尬，相反由于崔永元的热情幽默，使得现场散发浓浓的和谐气氛，更像是平常生活中坐下洽谈一般，没有过多紧张不适之感。崔永元是正义的化身，他甚至是直肠子，口无遮拦，看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尖锐问题和矛盾也会指出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圈粉不少，也成为观众心目中的三好主持人。

《小崔说事》是一档非常有营养的访谈节目，我们可以从中涉及到很多所不了解的知识，节目所传递出的正能量，也是我们所铭记的。

简述节目主持人低俗化的根本原因，如何避免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

有人认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民间公益活动离不开政府支持，否则难以正常运作。这是支持崔永元的人持有的一个典型观点。顺着这个逻辑，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表示不反对，难免被解读为就是反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服务公益组织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有责任为公益组织提供支持或帮助。这其实是上述说法的另一表述形式。

这么说有错吗？从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你看，政府权力无所不在，拥有着强大的社会资源，政府部门不点头，民间组织能成什么气候？但这么认为的话，人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其运作模式合乎国情的正确选择。紧接着，人们还不能不承认，某些官方慈善组织财务不透明、捐款用途混乱，也与其运作模式无关，而只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倘若如此，近年来社会高度关注官方慈善组织发生的种种问题，呼吁放开民间慈善组织，又是为何？

显然，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把政府支持等同于政府应直接参与民间公益活动。问题是，如果让政府直接参与民间公益活动，还需要民间公益组织干什么？在这种运作模式下，究竟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公益组织才是主角？民间公益组织充当主角，而让政府部门跑龙套，有这可能吗？崔永元与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恩怨，其实就是在这里打上了结扣。与其说，这是当地因各种原因不愿介入“乡村教师培训”活动，不如说这背后还存在着双方对民间公益的理解分歧。

湖南省教育厅为何拒绝崔永元基金会的“要求”，崔永元又为何大动肝火，目前许多细节仍不明晰。但可以肯定，“乡村教师培训”活动的运作模式并不值得欣赏。这个活动在各地实际上都是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联手进行。且不说这样做是否沾染过多的权力色彩，使民间公益活动变得具有一定行政强制性。归根结底，这仍是基于个人或组织道德自觉的一种运作方式。试问，倘若这不是崔永元发起的公益活动，而是由什么华商组织搞的活动，人们是否会担心这很可能变成一种官商勾结？

政府部门理应支持民间公益，这一点也没错。但要搞清楚的是，政府该如何支持民间公益。政府对民间公益活动，自然应持欢迎态度，并提供各种便利。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出资购买民间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也不失为弥补政府职能欠缺的一种办法。但是让政府部门发公文，要求下属部门配合民间公益活动，或者直接参与其中，扮演民间公益组织的角色，这肯定不是合理途径。这样做，政府职能与民间公益只会重叠一起，使得民间公益变得面孔暧昧。其结果是，民间公益组织要么变成官方慈善机构，要么沦为政府部门的应声虫。所以，不能因为“乡村教师培训”搞得有声有色，就忽略了其背离常识的内在逻辑。

民间公益究竟需要政府做什么？很简单，一是不能给民间公益组织设置一些毫无必要的准入门槛；二是，对于民间组织搞的公益活动，政府部门别来添乱。能做到这两点，就不会存在什么民间公益活动离开政府部门配合就无法开展的情形。就“乡村教师培训”活动来讲，其人员选拔以及名单公示与监督，难道就必须由各地教育局来主持？事实是，由民间组织自行寻找合适人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远比上述办法好得多。这个活动曾出现过教育局工作人员冒充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现象，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小崔发飙，或许在于当地教育部门确实“不作为”，却也可能是担心其“乱作为”。倘若存在这种情形，那自当另作别论。如果事情并未发生，这种担心即便不是多余的，那也与其自身运作模式存在偏差有关。如今仍有不少地方愿意与崔永元基金会合作，但在湖南发生的事情，却足以引起崔永元对自身运作模式的反思。这个活动要想搞好，基金会要有效地运作下去，就该和政府部门保持适当距离。

今生好好做回朋友名人故事

于电视娱乐节目出现低俗化倾向的原因，许多从业人员满怀苦衷地告诉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视率”的逼迫。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为代表的一些主持人，更是发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呼声。

一切惟“收视率”是瞻

作为一个衡量电视节目受欢迎程度和市场占有程度的指标，我国电视界引入收视率来评价电视节目，可以说是电视走向观众、接近观众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所说，收视率是把双刃剑。运用适度，它会使媒体更好地考虑观众需求；运用过度，它就会使媒体走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低俗化之路。而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一些电视台已经走上了过度运用收视率指标的道路，把收视率抬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收视率论英雄，以收视率来决定节目的存亡。应该说，这是目前媒体包括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症结所在。

而一位电视从业人员在分析荧屏上让人不忍卒睹的低俗之风时说，自各级电视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化”改革以来，片面追求收视率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有关管理部门监管滞后、约束不严，个别电视台打着改革的旗号从境外引进、制作了一些格调比较低俗的节目，结果引起不少电视台跟风而上。现如今，许多娱乐节目“已经是不俗就无法生存，越低俗就越能挣到钱”。

恶拼收视率的背后

电视台恶拼“收视率”，反映出我国电视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有关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现在有数千家电视台，频道就更多，频道资源浪费严重，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非常低。与美国一些“王牌节目”近20%的收视率相比，国内一些节目的收视率能达到1%就算相当不错了。这种散乱小弱、鱼龙混杂的格局，推动了各电视台的恶性竞争，一些小台为了生存，难免会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在猎奇、低俗等方面动脑筋。

专家指出，电视台恶拼收视率，最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利益。

对观众需求不能简单迎合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内电视娱乐节目已经从“明星时代”走入“大众时代”，电视节目“生存还是灭亡”的大权越来越明显地掌控在普通大众手里。但媒体是不是因此就要对大众的需求进行简单迎合呢？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和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因为观众低俗，所以媒体不得不低俗”，对于这种论点，周星教授认为，这是电视台为谋求收视率给自己寻找的借口。电视节目要满足观众的文化娱乐要求，所以好看是必要的，但低俗就怎么都说不过去。电视是一个文化平台，它的责任就是满足观众精神需要和提升情感要求，这也是电视人应该秉持的职业道德。对于电视机构而言，坚守自己的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服务大众，应该是它的一种品格要求。目前有些电视台过于趋利，有丢弃责任、消退品格的倾向。此外，从电视发展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伪需求的问题，即电视人打着满足受众需求的旗号去创造庸俗的娱乐，甚至制造低俗的娱乐。

（作者：段羡菊、叶伟民、张楠 来源：《半月谈》2005年第14期）

治理低俗三对策

电视娱乐节目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功莫大焉。但在这类节目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使其保持健康的品格，通俗而不低俗，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观众，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采访中，一些专家和媒体人士认为，治俗亟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消除误区：并非低俗才有收视率

作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好的电视娱乐节目能让人释放个性，宣泄情绪，传达主流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但如果娱乐节目坠入了低俗化的泥潭，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宣扬错误的价值观念，就会变成一种精神污染，对广大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

时统宇认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应该在触及人的心灵、情感上好好做做文章。而目前，这类节目整体上缺少思想文化含量，缺乏让人感动的东西。周星说，近年来我们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确在朝着庸俗、低俗的方向演变。对此，电视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认识到只有花样翻新的娱乐，而没有情感的感染，到头来终究会走进死胡同”。只有传达出健康、向上感觉的电视节目才有生命力，也才能为电视台赢得良好的口碑和信誉。

激励原创：遏制简单模仿之风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电视娱乐节目存在的一个致命伤，就是普遍缺乏创造力，一些电视台大量引进欧美、日韩和港台的节目模式，几乎原版“克隆”，大兴抄袭之风。而就在这一不加思考的模仿过程中，许多品味低俗的文化垃圾长驱直入。

周星认为，中国电视人应该增强信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出能够体现我们价值观念的、好看又有意义的电视娱乐节目。他说：“抄袭、模仿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虽然很简洁、很方便，但却很难使中国本土娱乐节目获得长足的发展。”

加强监管：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专家指出，要遏制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趋势，既要依靠电视工作者的自律和社会大众素质的提高，也需要监管部门更熟练地运用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产业运作规律，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监管水平。

但在主管部门直接加强监管的同时，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遏制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还应改变现有的电视节目评价体系。除了现行的“收视率”和“收视市场份额”两个数字化指标之外，他们建议监管部门联手调查公司形成“社会美誉度”指标，以平衡前两个指标可能带来的“惟经济效益论”。此外，监管部门还可以设置电视娱乐节目的“底线”，一旦有些节目逾越界线，监管部门就应视情节分级给予警告、勒令整改或者停办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些专家还建议，我国应该学习国外将公共电视台与商业电视台分开的做法。由政府资助建立公共服务电视，不以赢利为目的，不以收视率作为衡量节目质量的标准，专门制作、播放、传播一些品位比较高的节目。同时，应对电视节目实行分级制，使得有的频道不对未成年人开放，以规避某些电视娱乐节目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时统宇认为，当前，在电视节目的播出时段上也应该有所调节，应该把新闻、社教类节目放在黄金时段。

许多专家还建议主管部门尽早在我国开展媒体教育，指导受众增进对媒体的认识，用批判的态度去接触、分析传媒信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呼吁，首先要对青少年和中小学生开展媒体素养教育。这不但涉及到青少年的素质提高和健康成长，还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他认为，如果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自身的素质提高了，就能够自觉地抵制低俗化的东西。这样即使媒体想做，观众也不会答应。（

今生好好做回朋友名人故事

　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今生好好做回朋友名人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2010年12月19日下午，《艺术人生》十年庆典暨“温馨2010”特别节目在京录制。

　当崔永元以嘉宾身份亮相时，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当着大家的面，给朱军鞠了一个90度的躬，并诚挚地表示：“几年前我犯了错误，我已经在微博上道歉，但还不够，现在我正式道歉。”面对突如其来的此景，朱军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然后真诚地说：“朱军没你说的那么大的胸怀，但也从来没怪过你，小崔说的话，是媒体人的自律和责任。他不该道歉，也不必道歉，但他做了，所以崔永元就是崔永元，我也要说谢谢你。”随后二人相视而笑，击掌言和。

　崔永元与朱军的“误会”还要追溯到五年前。

　2005年，崔永元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这个主持人出来后却说‘这傻子今天真配合’。”说完后，崔永元还很愤怒地表示：“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没有这样的人格。后来我在看这个节目时，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想呕吐，太恶心了！”

　虽然当时崔永元并没有指名道姓说这个主持人是谁，但是大家都猜测是朱军。面对突如其来的铺天盖地的猜测和非议，朱军异常苦闷，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了此事，朱军后来还专门找了台长。

　时隔五年，朱军对此事仍然无法释怀。2010年，朱军接受了一家杂志采访，再次谈及此事，他说：“这是他目前为止承受的最大的委屈，当时为此痛苦了半年，这个波澜大概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节前后，很多人因此怀疑到我的人格，那段时间觉得挺痛苦的，觉得好像被别人侮辱了。即便时隔五年，我依然觉得有一份委屈。”

　后来，崔永元无意中读了这篇采访报道，一时愧疚不已。11月9日凌晨4时，天还没亮。心绪难平的他，打开电脑，登录自己的微博，诚恳地向朱军致歉。他在微博中写道：“看了《南方人物周刊》对朱军的采访，很受感动和启发。对我当年过于含混的描述，使朱军饱受误解受到无端伤害深感歉疚！现郑重向朱军及家人鞠躬致歉！”

　崔永元还是觉得道歉的力度不够，无法释去内心的`愧疚，于是决定通过媒体，在更加公开透明的场合表达自己的歉意，就出现了李文开头的一幕。

　对于崔永元在节目中公开致歉，朱军不仅诚恳接受，还表现出了巨大的敬意。他说：“其实小崔的这个行为让我真的很佩服，并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这一样。这就是他的性格。”

　此后，两人还在微博中互相加了关注。后来，朱军获得了“年度魅力人物之亲和之魅”的奖项，他却把功劳归功于崔永元，他说：“今天获奖还要感谢一个人——崔永元，是他前段时间的公开致歉让人们化解了误解……吾兄小崔，让我们今生好好做回朋友！”

　拓展：名人故事

　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匡衡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过了几年，匡衡长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功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想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忽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丝亮光，他霍地站起来，走到墙边一看，啊！原来是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匡衡想了一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点，这样他就能勉强读书了。

　范仲淹，北宋人。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母亲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非常刻苦，朱家是个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附近山上的寺庙里寄宿读书，那是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化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咸菜，吃完继续读书。有时候夜里读书感到疲倦，就用凉水洗脸驱散睡意。他刻苦读书的精神给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范仲淹为官后针砭时弊，慷慨激昂，常不顾自身安危。他刻苦自勉，食不重肉，妻子儿女吃穿仅够自足而已。经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李时珍，明朝人，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家世代行医，他的父亲医术很高，给病人看病常常不收诊费，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再当医生：因为那时候行医是让人看不起的职业。李时珍可不这样想，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向父亲那样为病人治病。

　李时珍22岁开始给人看病，一面行医，一面研究药物。他发现很多旧的药物书有不少缺点，于是下定决心重新编写一部完善的药物书。为了写这部药物书，李时珍不但在治病的时候注意积累经验，还亲自到各地去采药。他不怕山高路远，不怕严寒酷暑，走遍了盛产药材的名山。他有时好几天不下山，饿了吃些干粮，天黑了就在山上过夜。他走了上万里路，拜访了千百个医生、老农、渔民和猎人，向他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还亲口品尝了许多药材，判断药性和药效。

　他回到老家，花了整整27年的时间，终于编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书，就是著名的《本草纲目》，这部书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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